二〇二四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广受关注，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决定美国新“冷战”时代方向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全国废奴的林肯、开展新政的罗斯福，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关键性选举并不多。不过，在一九四八年，“冷战”大幕拉开之时的美国也有过一场总统选举。

这次选举没有什么戏剧性，醉心“冷战”的杜鲁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当时有一位颇为特别的竞争者，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冷战”，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曾一度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同路人，还得到了包括爱因斯坦、凯瑟琳·赫本这样的科学和文艺界人士的支持。

此君就是亨利·A.华莱士，曾经在罗斯福任内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与副总统职务。他立场独特，是美国政治史上一位颇为有趣的人物。他跟农业的关系紧密，家族几代都与农业相关，其父亲（亨利·C.华莱士）就是一位成功的农民，也曾经担任农业部长一职。

这位小华莱士从小对农业感兴趣，是杂交玉米的早期培育者之一。他在一九二六年成立了一家杂交玉米种子公司，这就是后来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先锋”公司，后来经过重组成为现在的杜邦先锋。这家公司的产品早就遍布全球，其玉米种子光在中国就有一百多种被批准，其中在我国广泛播种的“先玉三三五”品种更是曾经引发过争论。

华莱士跟中国还有另外一层联系。在“二战”时期，他作为美国副总统访问了苏联，并经西北到达中国。在经过兰州的时候，华莱士将一包美国蜜露瓜种子和其他草种送给了留美出身的甘肃官员张心一。经过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断培育，来自万里之外的甜瓜种子就逐渐变成了后来驰名中外的白兰瓜，取其外表白而培育于兰州之意。

在美国过去百年的政治领袖中，华莱士算是一位鲜明的进步派：他支持新政的社会经济政策，支持和平，还同情殖民地的贫苦人民，又信赖新科技能够作为解决种种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甚至身体力行地创建了农业科技公司。

值得指出的是，华莱士的进步派主张有着内部冲突，这种思路的矛盾在杂交玉米和白兰瓜这两种作物的故事里就部分地反映出来了。同样经过华莱士之手，杂交玉米是跨国企业在中国赚取利润的专利手段，而白兰瓜则成了中国自己的作物，成为惠及大众的普通水果。

是什么造成两个华莱士的区别呢？食物本身无法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其命运不过是反映了该食物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欧美资本对于农业的重塑，特别是对于品种与技术的干预，我们需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理解食物的政治经济学。

从日常生活上说，市场和资本对于食物的很多直观影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比如我们眼下吃的猪肉，不管是最终做成了辣椒炒肉、狮子头，还是锅包肉，基本都来自欧美的少数种类。在一九六〇年的全国调查中，中国仍有超过一百个本土猪种，而到了二〇一〇年，超过九成的猪肉是欧美的三个猪种的后代产出的。

在经济的考量里，欧美的白猪数月长成，瘦肉率高，而中国各类本土品种则要以将近一年为生产单位，成长慢，肥肉多。当然，本土品种的特点并不一定是缺点，在过去农户自家喂猪的生产模式下，年猪的供应能够适应当时的肉类消费习惯，肥肉也能提供重要的油脂，而且本土猪平时吃剩饭菜和各种猪草，不用专门购买饲料，其排泄物还可以肥田，更不必说土猪的肉质可能更好，有更丰富的营养，也更抗病。

然而在当代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农户与猪的紧密关系已经逐渐消失，而土猪的营养和肉质的优点往往只能对应一个小众的细分市场。有着长期本土培育历史的土猪们在过去数十年的竞争中早已败下阵来，被排除出了大众的消费领域。类似的故事，在大豆、肉鸡、奶牛等食物来源上也都已然发生或者在进行中。

这种食物品种的快速变化，并不能单纯理解为消费口味变化和各地品种之间的自然竞争导致的后果，这个过程更蕴含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资本对于技术的掌控，以及工业化农业对于传统农业的碾轧。如果追溯更远一些，上述欧美品种也并非西方自古就有，而是在其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就在数百年前，中国的圈养土猪在世界范围内都还是培育周期短且高产的典范，而欧洲的散养土猪却看起来颇为不经济。在农业愈发商业化的近代，欧洲农民开始不断引入中国的猪种与本土品种交叉培育，形成现代的培育期短的圈养肉猪，这个过程至少持续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如今世界上的主流猪种就是这样的欧亚品种的后裔。而且在二十世纪的欧美，猪种培育也同样经历了从肥猪到瘦肉猪的持续变化。

猪在中国的育种过程，左侧为本土猪，右侧为与欧美猪种选育的后代（来源：cambridge.org）

这段品种更迭的历史里，真正关键的一步还不是猪种培育的技术发展，而是欧美农业在资本引导下的变迁。这种改造不仅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言，产生了英国农业在财产关系意义上的三分法，即土地、资本、雇工，而且如之前所言改变了整个农业的面貌。

如同其他任何人类活动所经历的一样，农业的发展在资本和市场的视野里变成了一个单调的工业算术，需要以最快的周转速度、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多的产出，进而得到最多的利润。就像任何产业一样，无法在这个算术中走在前列的生产者就会在竞争中出局，农业本身的价值和品种的多样性等却难以进入这个算术当中。也就是在这个语境里，品种的培育改良才变得那么迫切。

资本对于占有垄断性品种的关切，正如其对于任何垄断专利权的热情一样。如果说品种改良在更漫长的历史里面还属于农业生产者的自发的群体努力，到了现代历史的语境下，品种培育意味着控制与利润，越来越掌握在少数拥有资本和技术的企业手里。

欧美资本长期筛选培育出来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在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农业算术里面，同样是正确答案。只要对于农业的市场价值还有所追求的普通农户，也就不得不跟随市场，没有什么选择可言。

事实上，农业的这种工业化改造并不只是促成品种的单一化，也推动着农业逐步变为工业的附庸，而农村也随之愈发变为城市的对立面。工业化农业执着于得到最大的产出，这样的算术不考虑生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因素就真的消失了。比如土壤的肥力在密集高强度的作物种植条件下就会衰退，这事实上成为持续获得最大产出的重要制约。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农业还主要跟本地消费连接，农民还能用制度化的休耕和本地食物为基础的有机肥来一定程度上弥补土壤肥力的衰减，农村可以没有垃圾；而到了近现代，工业化农业的产出则主要是为了满足远方城市的越来越高强度的需要，不仅农业的产出没法变成本地的有机肥，而且在城市里面，也会最终变成城里人所头疼的垃圾，成为环境公害，危害着城市贫民的健康。

这一矛盾是马克思分析生态和城乡矛盾的起点，这方面的思想由美国当代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发展为更系统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当然，有这方面洞见的不在少数，文学家雨果在其小说《悲惨世界》里早就评论过：

巴黎一年要把二千五百万法郎抛入海洋。这并非修辞方面的隐喻。怎样抛，又以什么方式？夜以继日。为了什么目的？毫无目的。用意何在？从未考虑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也不为。通过什么器官？通过它的肠子。它的肠子是什么？那就是它的下水道。

雨果继续分析道：

经过长期的摸索，科学今日已经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就是人肥。中国人，说来令人惭愧，比我们知道得早。没有一个中国农民——这是埃格勃说的——进城不用竹子扁担挑两桶满满的我们称之为污物的东西回去。

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和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中国小麦的收成，一粒种子能收获一百二十倍的麦子。任何鸟粪都没有首都的垃圾肥效高。一个大城市有着肥效极高的粪肥。利用城市来对田野施肥，这肯定会成功的。如果说我们的黄金是粪尿，反之，我们的粪尿就是黄金。我们的这些黄金粪尿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把它倒在深渊中。

在不解决整体生态问题的前提下，如果资本试图继续从土地上压榨出最大化的财富，就只能想出别的办法，从外部调运物质来补充土壤的肥力。在十九世纪，这种努力主要表现为在新开辟的殖民世界的版图里去寻找天然的养分，比如海岛上积存的禽类粪便。这一点也被雨果嘲讽了：

我们……派船队到南极去收集海燕和企鹅的粪，而手边不可估量的致富因素却流入海洋。全世界损失的人兽肥，如归还土地而不抛入水中，就足够使全世界丰衣足食了。

可是，天然鸟粪的存量终究有限，无法支撑资本对于农业产出越来越大的需求。因此到了二十世纪之交，时代就开始呼唤新的资本对于农业的抓手，而科学的作用就开始凸显出来。其实科学就像育种经验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还不在资本的关注范围内。

在其名著《劳动与垄断资本》当中，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就论述道，在工业革命中，资本只是利用了现有的工业技术，而非去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要么靠自家财富支持，要么靠好心的私人赞助。但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情况，电力、钢铁、煤炭、石油以及内燃机等重大突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公司们，科学研究就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资本对于科学技术的主动参与和掌握，成了过去百年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新兴的欧美资本开始发掘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潜力，这些能源不光能够提供工业生产的直接原材料，也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辅助生产复合肥料与杀虫剂，或者与生物科技联合起来，直接生产种子和食物本身。这些都成为经过工业化改造后的农业的基础。

华莱士自己创办的先锋公司，正是这个时代出现的第一批农业科技企业之一。与先锋公司同时代崛起却更有知名度的农业科技企业是孟山都。由美国环境史学家埃尔莫尔（Bartow J.Elmore）创作，并最近译介到国内的《种子帝国》一书，就以极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孟山都这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化工巨人的发家史。

孟山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起家，最初就是从煤炭工业的废料煤焦油中成功提炼糖精这种代糖食品而在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立足的。如果说煤焦油工业时代，美国的一众化工企业始终在追赶欧洲的先驱，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石油的大量开采，石油化学开始取代煤焦油化学，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订单极大地推动了孟山都的发展。

不管是军事用途的合成橡胶，还是兵工厂的变压器，甚至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孟山都皆参与其中。这种独立于欧洲市场的发展机会推动孟山都及其美国同辈企业借势走到了石油化工领域的世界前列。

但是如果光是这样，孟山都还停留在传统化工领域，而没有接触到食物。尽管书中没有特别提到，但是让其转向的人物之一，恰恰就是华莱士。华莱士在任美国农业部长期间，开始推动一些重大的国家农业政策，包括对农村投入大量资金的《农业调整法》，改善了美国农民，尤其是大农场主的境况。华莱士的政策核心就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了稳定农产品供应，法案力图靠补贴来鼓励减少耕种面积，如此就能稳定价格，也能保障农民的收入。

由于华莱士等推动的农业补贴是跟缩小播种面积挂钩的，这些大农场主对于提高亩产有了更高的动力，工业算术的威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不改变新陈代谢断裂的前提下，提高亩产可以如中国的传统农业一样增加劳动力和有机肥投入，要么就是要依靠更密集施用各种化学品作为肥料、除草剂和杀虫剂，以及对于化学品更敏感或者更有抵抗力的作物品种。

当时美国的农村人口在逐渐减少，机械化也在逐渐普及，石化农业似乎成了美国农场主自然而然的选择。由此，农业、石化产业、生物产业等开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些产业也正是后来孟山都等的势力范围。

孟山都早期的拳头产品是除草剂和杀虫剂，随后又逐渐扩展到能抵抗其自家超级除草剂的专利种子。但是不管具体产品如何，其商业模式的基础就是不断深化农业隶属于资本的这种关系。

当然，资本对于农业的成功控制，还需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过核心作用的时代因素是“冷战”。在一种流行的叙述中，第三世界的动荡和革命是农民生活困苦所致，那么如果有了技术改进的农业，是不是就能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进而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呢？

这种以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后来也被称为绿色革命，实际上是“冷战”政治的重要一环，被美国政府长期推崇。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配合下，孟山都，或者其他资本对于农业的改造，能方便得到超过其真实贡献的政治豁免权。

有趣的是，华莱士一生支持科技改造农业，可以算绿色革命的奠基人之一，但是这样的思路又反过来服务于华莱士明确反对的“冷战”，而跨国大企业的专利作物也往往成为华莱士深切同情的穷困农户的负担，其思想脉络里的冲突可见一斑。

在某种程度上，按照《种子帝国》的梳理，孟山都的掌舵者们也有着类似的内在矛盾。比如长期掌管公司的第二代老板埃德加·奎尼就是一个喜爱野外生活、热衷于生态保护的人，甚至觉得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很精彩，但他同时相信农药和化学对于生产（和利润）的好处。这样的张力（除去自我麻醉的部分）显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马尔萨斯主义的信念，那就是人类要生存，就不得不做必要的牺牲（比如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顽固的信念其实并非学术研究的共识。随着生态理论的逐步发展，对于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的审视更加客观，绿色革命的实际后果也饱受批评。但是不管如何，在先锋和孟山都等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和我们熟知的食物，都早已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哪怕到了当代，孟山都这家企业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超越孟山都的时代：任何谈论超越资本和石化能源的农业发展道路，都还会引发食物供应前景和能否吃饱饭的忧虑。

由此说来，华莱士的白兰瓜有其独特的意义。这种不为获取利润和品种控制的作物交流，其实正是人类历史更长时间里的常态。普通人所依赖的重要食物，不管是明清时期引入的土豆、辣椒、西红柿，还是汉唐甚至更早引进的西瓜、黄瓜、葱、蒜和葡萄，还有其他多种非本地原生的作物，不都是靠着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交流而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亿万人民所用吗？

不说久远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的农业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体系的建立及持续不断的农业科技的创造，也包括对白兰瓜品种的持续改进，都是没有资本主导而让农户普遍受益的。哪怕没有资本对农业与科学的控制，农业的发展、技术的交流和进步依然是可能而且一直发生的。

白兰瓜这样的馈赠，赶在了“冷战”、绿色革命以及孟山都的诸多丑闻发生之前，在二十世纪中期展示了另一种食物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在全世界都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局限和地球生态极限的时候，正视现代社会里资本对于农业和食物的改造是一个愈发迫切的题目。带来白兰瓜的华莱士，而不是先锋公司创始人的华莱士，应该是这样的讨论中的一部分。

（《种子帝国：孟山都的过去与人类粮食的未来》，[美]巴托·J.埃尔莫尔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四年版）

作者：许准